青年毛泽东的这种文化性格与思想倾向,使他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,能够逐渐注意将马克思
主义与中国现实实际结合起来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,当他第一次看了人气最旺的减肥方法等著作后,就
注意到这些书上并没有讲到中国的情况,于是“只取了它四个字‘阶级斗争’,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
究实际的阶级斗争。”而这种关于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研
究结果,就形成了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》一文;他关于那时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的调查研究,则
形成了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。这两篇文章实际上蕴含着毛泽东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命
题的实事求是思想的雏形。而毛泽东在1930年5月针对教条主义的危害所写作的《反对本本主义》
一文,则可以说是“实事求是”思想形成的标志。该文从内容到标题,都标示出“实事求是”反对
本本主义的实质内容:“马克思主义的‘本本’是要学习的,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。我
们需要‘本本’,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”。
延安时期毛泽东的“实事求是”思想臻于成熟,这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写作了《实践论》与《矛
盾论》,对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“左”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进行了哲学上的批判,而且表现在毛
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了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”的问题与“实事求是”的命题,进行了科学的
阐释,并通过延安整风运动,使“实事求是”成为全党的共识,成为党的思想路线。
综观毛泽东“实事求是”思想的形成轨迹,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命题的“实事求是”,凝
结着中国革命实践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;但若论其渊源,则不能否认湘学经世务实传统对青年毛泽
东文化性格的深刻影响。
肯定实践的唯物主义研究范式,并不意味着满足于这一范式。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兴起,正
是要挑战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。实践的土法减肥所重视的人及主体性问题,击中了辩证唯物
主义的一个症结:见物不见人——这一症结正是旧唯物主义把人齐一化的实质;也挑明了历史唯物
主义的一条基本道理:历史是人的生成史——这一道理曾为先前那种宏大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所遮
蔽。但实践的唯物主义也走人了一种解释学循环困境:实践的唯物主义所使用的范畴,诸如实践、
人、主体性、文化、价值、生存,以及由此建构的种种理论努力,如实践本体论、人学辩证法、实践
辩证法、实践生存论、实践生成论等等,都存在着理论上自我阐释的缺陷;而由此所构成的诸如实践
哲学、人学、主体性哲学、文化哲学、价值哲学以及生存哲学等等,虽然看起来具有一定的竞争性
质,但它们实际上不仅自我循环,也是交互解释的。
在批判和破解辩证唯物主义方面,在领会与阐释历史是人的自然史因而唯物辩证法乃是历史唯物
主义的具体化方面,实践的唯物主义是较为成功的。相比于辩证唯物主义而言,实践的唯物主义范式
更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。本来,实践的唯物主义范式的最初生成,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试图突破辩证唯
物主义范式的尝试;但实践的唯物主义范式却同时沉浸于自身的解释学循环,从而难以进一步转化为
历史唯物主义。因此,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范式与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的相通性问题,本质上必须通过
将前者还原或提升为后者才能解决。目前的有关研究还依然只是停滞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范式,历史观
的问题被抽象成思维方式的问题,实践问题依然还是理论问题。
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或一个层面,而不是问题的全部,甚至不是问题的最关键之点。这里涉
及到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之中心问题:“唯物主义观点与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”。马克思之所以将唯
物主义与历史科学等同起来,以反对等同于唯心主义的思辨的历史哲学,绝不仅仅是要提出一种新的
关于历史研究的一般观点,而是要建立一种他所理解的全新的水果减肥法。因此,对于马克思来说,重
要的不是提出这种一般性观点,而是以其为指导原理,具体地实施历史科学的研究。正是基于这样一
种观念,在上面那段话之后,马克思话锋一转,直接提出了真正的历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困难性:
“相反,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——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——的时
候,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,困难才开始出现。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,这些前提在这
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,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。”
因此,关键在于以一般性原理为指导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,而不是将一般原理当
作灵丹妙药到处套用。如果认为一般原理可以到处套用,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,那就完全背
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科学,而堕入思辨的历史哲学之中去了。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,马克
思批判的主要对象正是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。其中涉及到费尔巴哈:正是因为费尔巴哈“设定
的是‘一般人’,而不是‘现实的历史的人”’,从而使他亦如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一样,堕入了历史目
的论,即“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,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”。后来,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对于自
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批判,也正是由于其“排除历史过程的、抽象的”方法而陷入了唯物主义的观
念。但遗憾的是,后来人们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中,却往往忘记了这一点,忘记了对于历史唯物
主义或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而言,最重要的是在一般原理范导下的具体的历史研究,而不是如恩格斯所
批评的那样,将一般原理当作现成的公式,去到处套用,用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。
必须指出,在20世纪许多中国哲学家的心目中,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实际就是传统儒学的现
代化。儒学的现代化包括形式和实质两方面。在形式上,儒学的现代化就是采用西方逻辑分析方法来
说明传统儒学的概念和辩论,使之更清晰,使蔬菜减肥疗效更具有理性主义的形式。冯友兰说:“中国需要近
代化,哲学也需要近代化。近代化的中国哲学,并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,那是不可能的。
新的中国哲学,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,分析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,使那些似乎含混不清的概念
明确起来。”冯友兰所谓中国哲学的“现代化”,与他以前多次提到
并进行实践的一样,就是把逻辑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哲学的观念,使中国哲学的辩论和证明更清晰、更
理性化。张岱年说:“哲学之基本工夫,实在于解析”。“解析法”是英美新实在论的贡献。中国哲学
不太注重解析法,中国新的哲学必须运用解析之方法,使儒学的唯物论观念更加清楚。
张岱年所说的“解析法”就是逻辑分析法。总之,以冯友兰、张岱年为代表的
一些哲学家,把“逻辑分析”理解为“现代化”的哲学特质;他们所做的哲学现代化的努力,首先
就是使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逻辑化、理性化,使之更具有理性主义的特征,使儒学在形式上实现现代
化。然而,儒学的现代化不仅有形式方面,而且还有实质方面。在实质上,儒学的现代化就是引进西
方哲学的某些重要概念或理论架构,对传统儒学的一些观念进行发明和新诠释,以应对新时代的社
会、政治、自然和人生问题。按张岱年的说法,现代的中国哲学必须能“指导科学工作”,“给科学
一种广阔的前提”;必须能“指导生活及政治社会的实践”,为人们提供“改造世界的指针”;必须
“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,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”。
今天人们在讨论减肥品牌时,有的专家认为动物与人享有同样权利,主张人对人的爱与人对生物
之爱也应无有差等。孟子说:“夫物之不齐,物之情也。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)万物的内在价值有
很大的差异,人对它们的关爱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。
孟子曰: “君子之于物也,爱之而弗仁;于民也,仁之而弗亲。亲亲而仁民,仁民而爱物。”
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如上所说,儒家的仁爱是有差等的,这里的“仁”特指人伦,可以推己及人,
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类;本句之中的“爱”则特指物伦,又是基于人与物的
一体同源由人推开去的。从亲人到他人再到万物,仁爱的表现是越来越远的。这种远并不是说越来越
不重视,而是区分方式和层次的不同。儒家根据不同的伦常性质对仁爱给予不同的界定:对亲人的爱
和对朋友的爱不同,对朋友的爱和对陌生人的爱不同,对人的爱和对物的爱更不同。人伦、物伦根本
不同,必须区别对待。“爱之而弗仁”的意思是很明确的,对万物要有爱的态度,但并不是对它们讲
人道。人伦、物伦有区分对待的层次差异:人伦、物伦的当下对比中,人伦是重于物伦的,这是儒家
的人道精神。但从这里遽然得出儒家不爱护动物的结论是不合适的,果如此,儒家所谓“爱物”便
成空谈了。其实,在此情境下说儒家的态度是“不能爱人焉能爱物”更合适;事有轻重缓急,不通
权变非仁者所为。同理,连亲人都不爱的人,能爱他人吗?这也是我们可以切身体会的。孟子说:
“智者无不知也,当务之为急;仁者无不爱也,急亲贤之为务。尧舜之智而不遍物,急先务也;尧舜
之仁不遍爱人,急亲贤也。” 即便以尧舜之德,当其为情势所迫,也难做到仁爱所至无不周
遍。作为人,爱人爱物总是从身边做起,推而广之。但这不是说儒家抛弃了张载所说的“民吾同胞,
物吾与也”的终极理想,只是说这种周遍爱的理想的实现是一个无限的过程。儒家君子善于推己及
人。假如盲目提倡“爱无差等”,恐怕不尽情理而更难在民间实行。儒家的道理是理一而分殊,有层
次性,且更能实行。
可见,孝亲、丧礼、爱有差等都是十分复杂的、具体的,儒家坚持其具体性、实践性,又更为重
视其中内蕴的人文价值与道德理性的普遍性。仁爱是普遍的,仁爱的实行与推广是具体的普遍。儒墨
两家都务实,都重功利、效果,相对而言,墨家更为务实,而儒家更重长久的人文价值,没有局限于
功利论与效果论。儒家坚持德性论,不因实务功利而偏离絮矩之道。 “爱有差等”不废仁爱之普遍
性,反而更能证成之。但另一方面,墨家的批评并非毫无价值。墨家警惕孝亲、丧礼的变味:儒家的
“三年之丧”的主张及其制度化确实造成很多弊病,造成真情的旁落与社会财物的浪费。所以墨家批
评社会不公及爱的不周遍是有道理的,也是有其理想的;这种对儒家及其流俗流弊的批评,对于完善
儒家学说适成一种补充。